在人类交际之中,语言乃是信息传输的首要媒介,然而语言的缺乏持久性特质。一经传达,便如同雁归无留意,转眼间消散无踪,故此,书面文字应运而生,成為信息长时间传递的次佳选择。作为四大古代文化之一,汉字历史悠久,经历了甲骨文、金文至大一统的篆书,以及后期各式各样的隶书、楷书和草书、行书等多种形式的演变。那么,汉字的字形究竟如何随时代变迁而改变?这些独具特色的符号又如何反映出社会习俗的变迁呢?
一、充满写实象形魅力的先秦古文字
正如其他民族祖先一样,中国的先民起初并未拥有文字,仅依赖口述交流。随着语言体系的逐步发展,信息量需求日益增加,才逐渐孕育出文字。
1.文字诞生前的结绳记事
最初阶段,个体智慧尚未达到创造文字的高度,然而生活实践中仍需保留某些信息,因而便产生了处在语言与文字之间的“结绳记事法”。据《周易·系辞》所载:“上古结绳而理,后人圣人为之书契。”简而言之,即以绳索打结来辅助记忆大事小事。在上古时期,人们主要以采集、狩猎为生,虽生活方式简单,但仍然需要记录各种事项。譬如,气候变化、收获猎物数量,人类的记忆具备局限性,利用外部物体来铭记重大事件,无异于是一项重要突破。
此处所指的结绳记事并非纯粹的绳索打结,而是更为精细复杂的操作,甚至较之现代文字更为复杂。绳结颜色、材质、粗细、经纬度各自隐含特定含义。例如,材料的选择种类繁多,涵盖动植物绒线、树皮、草绳、麻绳等几十种。据《春秋左传集解》记载:“古老的文化并无文字,若遇需约誓之事,则大事系大结,小事系小结……足以为政务之助。”
举例来说,一个部落捕猎成功抓获三十头羊,会将绳索染红表明成功,接着使用羊毛编织品在绳上打三个小节代表“三”,最后打一个大节代表“十”。这种简洁明了的记载方式恰好反映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2.社会生产力进步催生图画文字
之后,中国步入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分工制度节省了大量人力,使这些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得以投入其他领域,如手工艺业及商业的发展。为妥善保管现有生产资料,传统的结绳记事已经无法满足要求,因此出现了图画文字这一新兴的信息媒介。
《汉书·艺文志》中有言:“鲁恭王毁孔子旧居,掘地修复古墓时,意外发现古文经卷……总计数十篇,均为古体字。”这便是传说中的古文字,如伏羲的“龙书”,神农的“八穗书”,黄帝的“云书”,少暤的“鸾凤书”等。此类文字因其起笔粗、落笔细,字体形似蝌蚪,故又称“蝌蚪文”。然而,这些古文字仅见于史籍记载寥寥数语,具体形制早已失传,无以往生动形象的文字资料可供研习。
中国远古时期最早的有意识的文字记录是「骨刻文」,这类透过兽骨刻绘的图形文字并非抽象的笔画构成,反而呈现出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图画,如「山」便是简单概括性的山形描绘。这些日常常见的事物被浓缩并画出来作为记事工具,充分展现了「书画同源」的原理。
初期的骨刻文主要描绘社会生活,例如人体及其动作、动物行为、大自然物体以及数量等等。这种图画式文字相对简单,看起来更像是简明的图像,并未包含复杂的深层含义,主要反映出当时社会活动的情况。与现在相比,那时的社会生活显得较单一,图样也较为简约,大多涉及采集、打猎和自然现象等内容。
随着社会生活愈发繁荣多样,原先的图像形式已不能完全地记录和传递属于那个时代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因此,后期的骨刻文中出现了很多的会意字。
所谓会意字,即通过多媒体汉字的组合,以此来展示某些抽象的概念或行为。例如,「攻」这个字,可以绘制成一个人手握武器。这一阶段的骨刻文,其图画本质逐渐淡化,而符号意味日益增强,成为未来成熟文字演变的开端。
3.崇尚鬼神的殷商,为占卜而生的文字,甲骨文的出现
光绪年间,一位瞭亮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寻求药物时,偶然间在河南安阳发现了被大量使用的健康药方 - 龙骨。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这种骨头上刻印着古老的文字,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揭示了商代晚期的占卜事件。在其历史上的巅峰期,商代建立了记载真实历史、享饮美酒和敬拜神灵为标志的三大特色。商代民众对大自然充满敬畏,诸如同山川河流、阳光星月等自然景象,他们对自然的认知程度有限,未能理解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于是选择把这些他们认为永恒不动的事物尊奉为自己的上帝。
在商人的神权体系中,上帝被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力者,超越了万物的存在,它能够俯瞰人间,操控所有社会秩序和自然神灵,因此人们必须保持对它的最高敬意。对信仰满怀热情的商人们热衷于向各种各样的神灵提问,包括天神、地祇及人鬼等,期待其能带来对自然环境的掌控,对世间祸福凶吉的预测,甚至是发动战争、政权衰颓的预测结果。正是因为这些强烈的占卜信仰,孕育出了贯穿于其卜辞中的重要符号——甲骨文。
刻于万千坚硬乌龟壳和野兽骨骼表面,用以进行占卜的这些独特符号便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记事刻辞」,同时也是甲骨文的核心。由于甲骨文采用刀刻工艺,笔划以直线为主,粗细均衡且字体刚毅,所以其形状多为矩形。尽管甲骨文保留了象形图画的特性,字形仍然略显稚气和古朴,但不得不承认,这都是我们老祖先们深厚智慧的结晶。
4.写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因祭祀而兴起的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中国的青铜铸造技艺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水平。为了祭拜天地,青铜设施被广泛使用开来。作为祭祀用品之一的鼎承载了新兴的文字,因此这些文字被称为「钟鼎文」。
商代的金文数量有限,通常仅有几个字符,至西周时,字数明显增加。不久前出土的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竟有497个字,包罗万象,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多个层面。
其中,商朝的金文主要用于标识族徽的图形文字,具有强烈的图像特质,线条粗细不均,呈现出原始质朴和自然之美,犹如一幅神秘的图案。到了商末期,则出现了较长篇章的铭文,如《戌嗣子鼎》,呈现出渐趋规范的字体。
到了西周时期,随着手工艺的发达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号称“百工”,官方对手工作坊进行集中管理,这为金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西周承袭了商朝的青铜铸造技艺,青铜器种类更为繁盛,同时,金文也在此期间得到了迅速发展。
西周时期的金文经历了由笔墨浓厚、笔画多变,大小不一到结构整齐划一,字形规整,笔法浑厚有力的变化,显示出了王朝的庄严端重,也为后续的汉字演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集权统一的秦朝,规范化文字的诞生
公元前6世纪,源于中原各地的战争烽烟四起,各路诸侯割地独立,造成了长久以来的区域分散格局。瓦解的局势使得诸侯各国各自为政,语言文字各异,甚至出国旅行都需要配备译员,给人们带来诸多不便是显而易见的。
后来,千古一帝秦始皇奇迹般的征服了纷争不断的六国,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了推动全国的统一进程,他提倡并实施了“书同文”政策,由此诞生了全国统一的规范化文字—小篆。
小篆又名秦篆,是指由李斯在秦篆的基础上经过规范整理后,成为通行度极高的文字。由于战国时期的“文字异同”现象,书写差异过大,对国家的统一构成了严重困扰,而小篆的推行大幅缓解了这些问题。比如《说文解字》就有记载:“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作为通行式的文字,小篆相对于之前的文字,笔划规则性更佳,整体布局自然得体,结字端正端庄。从流传至今的石刻拓本上看,秦篆书风自由流畅,笔力强劲而遒润,线条均匀优美,竖式字体显得格外醒目。
小篆的字形甚至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正是因为秦朝刚刚建国,初具规模,秦始皇渴望致力于实现大一统的愿景,所以颁布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诏令。然而,刚刚走出混乱的局面,国内外民心尚未归一,因此秦朝采取了严格的法律制度来维护统治秩序,这种严肃的氛围在书法文字中也有所体现。作为大国形象的象征,字体必须端庄典雅,不失其大方得体,小篆无疑完美契合了这些要求,同时也为后续书法艺术的发展开创了先河。
三、汉字造型由务实至审美的变革,迈向书法美学领域
早先探讨的文字演进史从象形图画过渡至抽象符号,由简朴纯真步入规整精密,汉字完成了首当其冲的使命——传输信息,此乃汉字举足轻重的实用功能。如今,汉字进入注重艺术美感的阶段,不再仅仅要求实用,还需兼顾美感。
1.字体革新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隶书
隶书与小篆特质略显相似却又相异,皆为同一时代之产物。而小篆的地位特殊,属于官方文字,隶书则源于民间。
传说中,隶书乃是时任秦朝的书法家程邈所创立,其简洁度胜过小篆,便于书写,故得到秦始皇的赞许和推荐。秦隶改革便如同小篆汉字象形特征的终结与笔画化新形式的肇始之间的分水岭。
相比于小篆,隶书不仅便捷易行,且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隶书体态宽广且扁平,左右舒展,注重“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形态,更为富生命力和动感。隶书初现于秦朝,凭借其独到的魅力赢得世人青睐;随着时间推移,小篆因较为不便的书写方式而逐渐被隶书取而代之;至东汉,隶书发展至顶峰。
“隶变”堪称中国书法演变历程中的关键节点,自此,汉字已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符号,更是一门书法艺术。灵活的结构,流动的线条,代表着人们对于书法美感的渴望以及思想束缚的突破。
东汉时期的蔡伦发明了造纸术,这无疑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随后数百年内,隶书虽经历蛰伏期,仍凭借其突出的艺术特色在清末碑学复兴运动中重获生机。
2.尊崇雅致,端正平直,表率楷书风采
楷书作为最具持久影响力的文字,被誉为字体领域的模範。根据《辞海》定义,楷书体态端正,笔划平直,具备表率风范。它源远流长,众多学者均认可东汉书法家王次仲为此书体的首创者。楷书素来以端庄大方、简约优美著称,流传至今维持我国官方文字身份。
书法界有言"汉隶唐楷",初唐并非楷书诞生之期,然却鼎盛迭出。自楷书负载光彩后,历经多个变化,吸引众多书法爱好者,如享誉天下的“颜邢欧褚”楷书四巨擘便是其中翘楚,其中有三位出自唐朝。
以唐代楷书为例,字迹方正劲挺,气势咄咄逼人,尽展盛唐气概。唐朝作为中国最为繁荣昌盛的封建王朝,无论在经济民生还是文化思潮方面皆达到全新境界,书法艺术亦熠熠生辉。唐人行时尚繁复之风,追求高雅贵气,将书法视为与牡丹媲美的中宫之花,致使楷书成为备受推崇的书体。唐代扼守开放通融思想,推动了楷书艺术健康蓬勃的成长和繁荣,既彰显了大唐盛世经济繁荣、文化多元的特点,又反映了其大气端庄的楷书艺术特色。
3. 流动自如,风范盎然——行书与草书
我国的书法历史长河中,除了正规庄重的文字字体以外,还存在着许多个人特色鲜明且流畅自如的字体,这类字体的代表当属行书和草书,它们也是我国书法创作中最高成就的体现。
张怀瓘在《书断》中指出,行书是“正书之修正版,力求简单,因此被称为行书。”行书诞生于东汉,由楷书演变而来,较楷书来说书写更为便捷,结构亦更具活力。虽然行书早在东汉末期便已出现,但直至东晋时期的王羲之推动,行书的影响力才有明显提升。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繁荣的鼎盛阶段,儒释道三教呈现融合态势,文人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彼时,雅致严谨的楷书已经无法满足士人个性的表达需求,潇洒奔放的行书逐渐崛起,书圣王羲之的传世佳作《兰亭集序》更将行书推向了艺术巅峰。
草书同样源于汉代,《说文解字》载:“汉初已有草书。”草书并非随意涂鸦,看似凌乱却暗藏玄机,字体罄刻着深厚的法度。草书本就源远流长,唐代两位草书大师张旭与怀素因狂草闻名,并获得“颠张醉素”的美称。唐朝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其广阔胸襟为各类个性化的书法艺术创造了成长空间。
无尽岁月中的华夏文明传承,正是糅合了丰富多彩的汉字文化,无论是实用价值还是审美价值,都离不开这些古朴实用的方块字,它们见证和反映了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变革。